翻开中国历史长卷，每个王朝在都城选址上都下足了功夫：汉初建都长安，以关中“天府之国”的经济优势，并利用其坐拥“四塞之险”的天然屏障，成就王朝基业；隋朝在营建东都洛阳之后，以现有河道修建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系统，巩固洛阳作为王朝交通和物资运输枢纽的地位；元清两代定都北京，看重其“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交通优势。
这些都城的选址变迁，反映出不同时期王朝面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求。古代都城选址有哪些考量和智慧？一起来看看吧！
利用地理环境特征规划都城功能
不同王朝的都城，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同，承担的功能也千差万别。因势利导强调利用地理环境特征，规划都城功能，这是历朝都城选址时的一个重要原则。
汉初刘邦在选择都城时，曾考虑过洛阳，当时很多大臣都来自中原地区，因此同样秉持这样的认知，但在娄敬的劝说和张良的支持下，刘邦最终决定建都长安（今西安），而将洛阳作为东都。
刘邦的这一决定，利用关中地区的以下两点地理优势，实现王朝都城的功能配置：一方面，进可攻退可守。汉朝初年，函谷关以东地区主要为异姓诸侯王所控制，朝廷对此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因此都城需要在军事防御和进攻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关中地区，有着四塞之险，即北萧关、南武关、东函谷、西大散关，建都关中，显然有助于汉朝中央政权的军事防御，并且可以在适当时候出兵各异姓诸侯国。另一方面，经济条件可以满足王朝都城建设的需要。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带，关中平原在历史上曾被誉为“天府之国”。在历史早期，位于黄河中游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生态环境尚未遭到太大的破坏，黄土层肥沃的土壤，以及包括渭河在内的众多河流带来的灌溉上的便利，使得这里具备良好的农业条件，足以满足王朝都城诸多物资需要。因此，汉初建都长安，利用地理环境，因势利导，有助于汉朝统治的稳固和发展。当时的洛阳虽然为“天下之中”，且还是之前周朝的都城，但在军事上缺乏可以用于防御的天然险要，因此在统治不稳固的时候，不宜建都于此。作为前车之鉴的项羽建都彭城（大致在今天的徐州），在面对诸王叛乱时，其始终缺乏稳定的根据地，最终因军事上的疲于奔命而灭亡。
再如元朝忽必烈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就宏观地理环境而言，元大都所在的平原，位于中原地区与东北平原和蒙古草原三大地域单元的交接部。之所以做此选择，正如时人所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其中“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正说明对于蒙古族而言，大都连接中原、东北和蒙古草原，在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此外，元朝虽定都于大都，但元朝皇帝大致每年四月都要回到位于今天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上都，并在那里处理政务，九月左右返回大都，而从大都通过北部居庸关前往位于蒙古草原的上都，交通非常便利。后世在东北兴起的女真族建立的清朝，建都北京，同样看重北京在地理区位上的优势。而且在清初统治还不稳固的时候，清政府内部存在万一难以在中原建立稳固统治，可以退守东北的言论。因此，元清两朝建都北京都是基于当时形势的因势利导，兼顾眼前的局势和王朝的长远发展。
总体而言，王朝时期在选择都城时，会基于都城的功能和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利用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以顺应和引导王朝的发展。
适当改善地理环境以满足都城需要
汉代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提到“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大致就是修筑城池时，要顺应地理环境，并采取相应措施，放大或改善地理优势。与因势利导不同，因地制宜强调根据需要对地理环境进行适当改善，以满足都城需要，典型的就是历朝对都城运输条件的改造。
隋朝选择将洛阳作为东都，主要看重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希望基于洛阳控制关东和江南，且便于向全国征收贡赋。为了发挥洛阳交通枢纽的作用，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之后，利用大量现有河道修建了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等组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系统。
大业元年（605），开凿最早的是通济渠，其西起洛阳西苑，利用谷水、洛水，东经偃师、巩县入黄河，又自板渚（今荥阳东北）引黄河水东南行，经开封、睢县、永城，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入淮，由此将黄河、淮河两大水系联系起来。同年，隋炀帝又下令对春秋时期就已开凿的邗沟进行改造，这条运河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沟通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大业四年（608），利用沁水等河道，开凿连接洛阳和涿郡
元朝建立之初，由于之前的金中都受到战火破坏，元朝在其东北建造了一座更为宏大的新都城。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城市人口，这座都城都远超之前的金中都。在都城选址时，也需要因地制宜对地理环境加以适当改造，以解决两大问题。一方面，解决城市供水问题。金中都原来的供水主要依靠的是莲花池水系（莲花池遗迹在今天北京西站南广场西侧的莲花池公园），但这一水系水量较少，无法满足新建都城的供水需要。因此，元大都在选址时选择水源更为丰富的高粱河水系作为城市的水源，且为了进一步增加高粱河的水源，还利用金代开凿的故道引玉泉山水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前身），转而东南流，用以接济高粱河的上源。另一方面，满足宏大都城大量人口的物资需求。当时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因此元朝在之前运河体系基础上，开凿了以大都为终点的新的大运河系统。其中，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济州（今山东济宁）至安山的济州河，接通了泗水和济水（又称大清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开凿了南起须城的安山直至临清的会通河；最为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利用地势，开凿了从大都通往通州的通惠河，由此大运河全线通航。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修建，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原有的河道，且是对原有河流体系的补充。虽然元朝的漕粮以海运为主，但这一大运河体系也为明清建都北京奠定基础。
大致而言，王朝时期在选择都城时，通常会顺应地理环境之势，并加以改造利用，从而服务于都城和王朝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古代都城选址里的智慧
因势利导和因地制宜虽然有所区别，但也存在一致性，前者追求都城功能要符合地理环境的优势，后者强调对地理环境进行适当改善，两者的核心都是“地理”。
与此同时，古人在都城选址和建设中并非片面地讲求保护地理环境，而是要求地理环境为人，也就是为都城建设所用，由此都城和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状态，最终推进两者协调发展。尽管这种协调发展，在古代或许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实践，但从都城选址到水利兴修的实践中，处处可见人与自然、城市与环境之间精妙的平衡智慧。中国古代的一些城市有着非常悠久的建都历史，如洛阳有1500多年建都史，西安有1100多年的建都史，北京有800多年建都史。这些古都在千百年的营建中持续践行着与环境相协调的智慧，留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印记。虽然古代都城选址的决定因素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人追求人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在都城选址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技术能力极为有限的古代不同，现代工程技术可以对地理环境加以大规模地，甚至彻底地改造，使得地理环境满足现代城市的需要。在个别地区新建城区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不太考虑地理环境与城市功能是否相匹配的情况。这样的改造通常花费巨大，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地理环境的改变，虽然短时期内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长远来看，可能会带来一些隐性问题。例如，对城市及其周边地理环境的破坏，会影响生态环境，进而威胁到城市的长期发展。
因此，即使是现代城市选址的时候，依然需要基于城市的功能因势利导，并因地制宜地对地理环境进行适度改善，由此才能使城市与环境和谐共生、实现共赢。
（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 成一农 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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